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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难民运动员的身份依然是临时性的，因为难民身份是临时性的。当他们取得他国国籍后，就在法理上成为了该国公民，难民身份也就不存在了。比如从伊朗逃往比利时的跆拳道运动员拉希莉?阿塞马尼(Raheleh Asemani)出现在了比利时代表团里，因为她于今年四月取得了比利时国籍。可是，即便存在人道主义和人权的国际法秩序，处于临时性状态下的难民又怎样才能被民族国家秩序接纳呢？
纵然共用的五环旗使原本模糊的身份明朗化，但他们在进入会场的时刻成了真正没有国家的人( people)。在乔治?阿甘本看来，他们被去民族化(denationalization)和去自然化(denaturalization)了。难民以赤裸生命(bare life)的形式出现，他们不受政治和法律形式的保护，这正好呼应了国际奥委会以“出生国”分类并介绍这些运动员的做法。正如汉娜?阿伦特在《帝国主义》中所言，《人权宣言》里的“民族”(nation)源自“出生”(nascere)，民族国家的衰落和人权的终结并行不悖。因而，被宣告为人的赤裸生命或无国籍者无法受到人权规则的保护，因为他们处在模糊的中间地带，被悬置起来了，成为民族国家秩序的例外状况。当前人道主义者的问题在于，他们在意识形态和官僚机构的压力下，对上述问题视而不见或委曲求全。从难民运动员原来生活的民族国家出现危机的那一刻起，“生命”在系统中就失效了。他们在政治上等同于出生后未被国家机构注册的人。现在，主流意识形态却要反过来在系统中、在与世博会相仿的奥运会这一现代民族国家秩序的产物里谈论保护其人权的路径——一个失效的对象，动机未免可疑。
“去政治化的奥林匹克”与意识形态霸权
伴随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出现的国际奥委会一向以“去政治化的奥林匹克”精神为宣传口径，在这套话语的背后却是作为官僚系统之一的奥委会对多重政治属性的重构。一方面，毫无疑问，现代奥林匹克竞技建立在民族国家的概念和世界被分成若干民族国家的观念两个基础上，前者包含“血与土”和公民权利与政治实践两个维度，后者则为奥林匹克提供了世界图景的参考。把难民运动员置于民族国家范式中，将有助于我们探索难民的特殊身份和所谓“人道主义”与“进步政治”的偏狭与局限。另一方面，奥委会的历史经验总是依附于意识形态霸权，并随后者的改变而改变。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男子200米的颁奖台上，两名非裔美籍运动员冠军托米?史密斯(Tommie Smith)和季军约翰?卡洛斯(John Carlos)佩戴黑色手套，向上举起了紧握的双拳，以示对种族歧视的抗议。这一幕被摄影师记录了下来，后来成为具有历史意义的新闻图片。当时两人的举动却招来惩罚，不仅金牌被剥夺，而且美国奥委会在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艾弗里?布伦戴奇(Avery Brundage)的施压下将他们逐出了奥运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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